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

阅读文章为：刘桂生. 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成因[J].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 (史学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内容概括

本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对董仲舒原文的解读以及对史料的查阅这两个方面，论证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近代学者们所理解的思想禁锢，反而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部分从多个角度出发，探讨了近代学者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

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确理解

为了正确地理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作者首先对董仲舒的原文进行了分析。对于“皆绝其道”“邪辟之说灭息”“罢黜”“独尊儒术”等语句，作者认为这并非代表着要禁绝儒学以外的各家学说，而只是一方面将修习儒学作为做官的标准，从而确立儒学在官学和朝廷政治中的指导方针地位，以儒学来指导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以儒学化解包容其它诸家学说。

除了对原文进行分析以外，作者还结合史料，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佐证和进一步的分析。首先，在董仲舒对汉武帝进言之前，汉武帝就已经采纳了丞相卫绾的建议，罢黜了修治其它学派的贤良，并优礼延揽了数百儒生。这说明汉武帝并非仅采用董仲舒的建议而做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定。其次，从《汉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直到东汉末期，各个学派的著作都还在流传。这说明实际上朝廷也没有“禁绝”其它学说。最后，儒学究竟是否被作为了统治思想，也无法确定。一方面是因为汉武帝并没有只从儒学一家来用人、施政，另一方面，连提出这个观点的董仲舒都没有被汉武帝重用。其实汉朝的制度一直都是儒表法里，并没有真正做到独尊儒术，更不用说“禁绝”百家了。

而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义，作者认为并非只有负面影响。构筑了中国古代的教育、官僚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中国政统与道统思想的进一步确立及其自阴阳五行学说向儒学方面的转换做出开端；对其它诸家学说进行维护的保存，使其得以流传；改变秦的旧制，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向“以经为教”、“以儒为师”进行转变。这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我国古代历史的深远影响。

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产生误解的原因

作者在查阅史料后发现，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基本上是近代以来才逐渐产生乃至成为主流学说的。作者认为这并非当时的学者对史实的考据不清，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造成的。

首先，作者认为这是当时出于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现实政治需要。他援引了梁启超的“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认为这说明近代学者们将汉武帝时期的“罢”、“尊”之举看作在学术文化领域实行专制独裁的祸根，需要批倒，因此将其消极作用进行了夸大。这种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攻击和曲断，是中国新兴社会势力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也适应当时的政治、思想斗争的需要，但对未来是有负面影响的。

其次，作者认为这是当时的人民吸纳西方文化步入误区造成的。当时的部分学者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不加思考地全部吸收，以至于将中国历史比附于西方历史，比如将“罢黜百家”比作“宗教束缚、封建压迫”、将“孔子”比作“罗马教皇”。这种方法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积极作用，但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不利于制定正确的思想文化政策。

最后，作者认为这也是受到了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的影响。日本由于对独立学说的需求和对西方文化的趋向，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排斥，因此形成了“儒学批判”的相关理论，而这又被近代中国的一些学者所袭用。

其它人的本文的评价

孙景坛（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关于孙先生的对本文的评价，我主要参考了这两篇文章。

[1]孙景坛.如何正确认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刘桂生先生商榷[J/OL].http://sino.newdu.com/a/201801/06/179895.html

[2]孙景坛.中国古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是汉章帝——驳“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同刘桂生、刘伟杰、管怀伦、张进等商榷[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03):92-97.

孙先生认为，虽然汉武帝并没有实行思想专制，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专制。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也就是真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从汉章帝开始的。他对本文提出了几点质疑，如本文作者判断文化专制的标准不合理、作者在论证观点时有意忽视了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史料、作者在论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其它影响时的论据不足等等。

丁四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关于丁先生的对本文的评价，我主要参考了这篇文章。

[3]丁四新.近四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J].衡水学院学报,2019,21(03):10-17.

丁先生的这篇文章对国内学术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认为本文属于第二阶段（深入辩论期）的观点之一。对于本文，丁先生认为作者“剥离了‘专制’‘独裁’的价值含意，而继续维护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流行说法”。同时，他也认为本文在考察史料时漏掉了易白沙这个关键人物，在方法论上没有反省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在此时代背景下的特定思想性质，这是本文的不足。

读后感想

我原本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专制，但本文提供了不一样的观点。读完本文后，我是基本认同作者的观点的，因为从作者对原文的分析和对史料的考据可以看出，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要搞思想文化专制，另一方面汉武帝时期也没有实行思想文化专制。

但我后来去网络上搜索对本文的评价，才知道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讨论，居然有这么多观点各异的学者在积极地参与。然后我阅读了孙先生对本文的反驳，感觉他说的也有道理：本文的分析确实有些牵强，而对史料考据的“选择性”也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但我对于孙先生的观点也并不完全认同，主要他提出的譬如“汉章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俑者”等观点，感觉有些“标新立异”，所使用的史料证据并不充分，而论证过程也有些“钻牛角尖”。但我又感觉，这种“标新立异”“钻牛角尖”似乎应该是做学问的人应该有的品质，孙先生这样做似乎也是合理的，但确实没有足够有力的史料支撑。在阅读了丁先生的文章后，我感觉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学术界似乎还没有形成共识，可能还需要未来对史料进行更加深入的考据和分析。

不过说到本文的第二部分的观点，也就是对于近代学者们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产生误解原因的分析，我感觉还是很有道理的。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为了唤醒人们心中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为了打倒封建专制，才拿出汉武帝和董仲舒作为“靶子”来进行批判，通过夸大其负面影响来进行政治和思想的斗争。这对于政治家来说是很合理的事情，古今中外类似的事情并不少。但我认为，如果仅仅是作为一名学者，对史料的尊重还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冯友兰用“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涂抹的”来讽刺当时的一些为了现实需求而肆意涂抹历史的学者。如果学者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肆意下结论，而不尊重史实，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会有其合理性，但对未来的学界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导，阻碍真相的发现。